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

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侯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服，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通过总结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四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郎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四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五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五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文官“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以后又正式明确文官安抚使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都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

元朝以蒙古人任将领，虽然也沿用杯酒释兵权宋朝制置使、总领等官职，但都是武将出任，没有进一步的监视措施。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也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一般也不会像前朝那样转化为武官，只有在明末有几个事例。比如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柳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后来张任学在作战中战死。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个总督和总理，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崇祯皇帝，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但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