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郑玄注和孔安国传，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并不真的出自郑玄和孔安国本人之手。所谓郑玄注，最初只题“郑氏注”。根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宋时的《孝经》郑氏注残卷，结合古文献中所引郑注资料，现在已经能够基本上恢复郑氏注的旧貌。对照郑玄所注其他经籍，《孝经》郑注体例、文气的确与之不同。王应麟《困学纪闻》等都说“郑氏”是郑玄的孙子郑小同。他是郑玄独子益恩的遗腹子，因他的手掌纹理与郑玄相似，郑玄便为他起名叫“小同”。

孔传，隋代人怀疑是刘炫伪作，千余年来几成定谳，但此案并不能成立。1942年，日本发现了刘炫《孝经述议》古抄本。后来，林秀一利用日本各种古抄本撰成《关于〈孝经述议〉复原的研究》，补足了《孝经述议》残本所缺的二、三、五卷。我们仔细研究了《孝经述议》，完全不相信刘炫伪造孔传的说法。

清人丁晏曾怀疑古文《孝经》孔传的作伪者是王肃。现在地下出土的材料业已证明此说不可靠。这起冤案应当平反，由此而推导出的王肃伪造古文《孝经》孔传的疑案也应推翻。

三《孝经》在历史上的影响

《孝经》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尊崇。西汉时，自文帝开始置《孝经》博士。昭帝始元五年（前82），诏令举贤良文学，治《孝经》。宣帝地节三年（前67），诏令郡县乡学皆置《孝经》师一人。由于《孝经》成为小学课本，它便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普及。为了表示对孝道的重现，汉代从惠帝以后，皇帝的谥号中都加了一个“孝”字。后来各封建王朝效法者甚多。

东汉时，光武帝下令不仅儒生要读《孝经》，虎贲士（宫廷卫兵）也必须学习《孝经》。六朝时，《孝经》的注解、讲授，最为热闹。皇帝、皇太子听经、讲经、注经，成了宫廷的重要活动。东晋元帝作《孝经传》，吹捧《孝经》是：“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邻火不焚；地出黄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称。”穆帝、孝武帝都多次亲讲《孝经》，还召集群臣讨论《孝经》经义。北魏时，孝文帝令侯伏侯可悉陵把《孝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隋书·经籍志》）。

隋唐皆以《孝经》颁行天下。唐太宗对皇太子读《孝经》大加称赞，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旧唐书·高宗纪》）。高宗仪凤三年（678），诏令以《道德经》和《孝经》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唐会要》卷七五）。玄宗二度亲注《孝经》，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唐会要》卷七五）。天宝四年（745），玄宗又亲以八分书写《孝经》，刻石立于太学。这一形似经幢的巨大石刻，至今仍屹立在西安碑林。

宋代时，宋太宗御书《孝经》赐给李至，说：“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宋史·李至传》）真宗咸平二年（999），诏令邢昺撰《孝经义疏》。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又亲撰《孝经》诗，命群臣赋和。金、元两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拜倒”在《孝经》之下。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诏令用唐玄宗御注《孝经》，授于各级学校。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仿效汉代羽林军通《孝经》故事，以女真文《孝经》千部交检点司，分赐给护卫亲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定国子学制，凡读书必先读《孝经》。元武宗时，命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以蒙古文翻译《孝经》。武宗下诏云：“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元史·武宗纪》）

明代，《孝经》仍是必读必尊的经典。明太祖说，《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明会要》卷二六）。清代，顺治皇帝曾亲注《孝经》。康熙四十六年（1707），翻书处刊刻“满汉合璧”《孝经》。雍正五年（1727），又刊行了《钦定翻译孝经》。雍正帝将历代有关《孝经》的重要注解汇集成《孝经集注》行世。乾隆时，宫廷画家金廷标绘《孝经图》，乾隆帝亲自作题记，御书《孝经》全文与图相配。咸丰时，诏令各省学校，科举考试都要加试《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