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塔、王、邹、陈之勇，保靖、永定之兵，谅已次第回省。王璞山在省，想中丞已面谕其带勇晋省矣。此外，又有所谓张函屏、杨承义三厅之勇者，又有所谓戚少云新招新宁之勇者，又有朱石樵援江之勇二千，弟已专差调其回湘矣。又有张润农处，中丞亦札令另招千人，合之储、周及在衡之勇，盖已不下万人。弟所虑者，不在外援之太少，而在粮饷之难继；不虑新勇之不集，而在乌合之易溃。诸大公祖智勇深沉，未知以鄙言有当万一否也？如其可采，则各勇到省，尚须留其精锐，汰其浮弱，乃稍可用。养勇之难，尤甚于兵，非一言之可竟。

与骆籥门中丞

王璞山即日能招勇扎营城外，甚好。惟新集之勇，器械不齐，技艺未娴，恐见贼难免奔溃，除先到千名外，后招者似宜精选。璞山虽有忠勇之气，欲驱此数千市人而赴敌，则实为难信。鄙意欲调回邹、陈之勇，与璞山合成一营，以其略经训练，或不致一哄而散耳。

统计目下要务，约有三端：一曰城内坚守；一曰城外扎营，通接济之路；一曰筹备水攻，无听其船只来往自如。三者苟备，则此贼不能得志。侍所拟之簰，现赶造样子，未知果可用否也。

与骆籥门中丞

岳州、湘阴、平江既纷纷请兵，而上游则郴州请兵防广东星子之匪，茶陵请兵防江西安福之匪。目下省城兵力之单薄如此，人心之惊皇如彼，似不得不专卫省城，而他处则一切忍心置之而不问。明知此非正办，然外鉴田镇之覆辙，内顾弁兵之怯弱，不得不为寒乞，规模犹觉稍有把握。此侍所以屡书言岳州宜置之不顾者也。先到荆州，后到长沙，亦贼人恫喝欺人之故智。侍策此贼回窜江西者十之六，窜长沙者十之四，荆州则未必去耳。

妙高峰地势最好，贼若占据，则难于攻逐；我若先占，则联络白沙井、蔡公坟三营为一气，既据峻隘之地，又通接济之路。鄙意欲令王錱、邹寿璋合扎妙高峰、白沙井等处，而附之以新招之湘勇，令城内勇干将弁，如塔协等带勇扎蔡公坟，庶不至于立溃。屡书言及，不知鸿裁以为何如耳。

与吴甄甫制军

日内缺疏笺敬，因前两函未蒙复示，恐驿递遂有差误。又此间纷传北省于十八日围城，文报不通，已喧传十日矣。顷始闻其谬妄，知贼船停泊汉口、塘角等处，而省会尚未被围。吾师莅任未二日，遽闻田家镇之失。鄂省以全力扼防，彼处精锐之卒、贤干之员，皆萃于兹，一旦失其所恃，吾师又新到。

南省截留五万之饷，未知日内已到否？即到亦不敷一月之用。江廉访不知已抵省否？每念国家大局，师友情谊，良不知所以为计，不知所以置怀也。

南省亦甚惊惶，省城兵勇已足坚守。近又调兵三千，募勇数千，城外扎营，亦未嫌其单薄。惟水路绝无备御，国藩拟在衡制造木簰，兼改船只，每船安炮二三位，以防江路。恰好广西解炮二百尊，即在衡截留。但簰即造成，亦止可为湘水上下之用，若放入江湖，则簰身太小，不能大用。即用小船改造，亦不可为洞庭以下之用。而以长沙之兵勇，度长沙之人心，亦且自治不给，竟不能谋兴鄂省救援之师，遥望师门，但增悚仄。

北省日内景况何似？兵勇共有几千？望饬抄示文报一二。此间传言，顺德、大名失守，山西平阳、泽、潞并皆失陷，不知信否？亦求示知。侧身北望，可胜长叹！

与骆籥门中丞

吴甄甫先生来咨，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汉之咽喉不通，即南北之血脉不贯；北省如此，南省势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当不易之论，想尊处亦必有咨兼有专函矣。侍日夜筹及援鄂一层，一则以饷项无多，一则以水路无备，故屡思与老前辈商而终不敢轻发。然细思武昌苟失，则西制荆、襄之命，东固建业之根，长江三千里，遂使此贼封而有之。章奏无由上达，朝命莫能下逮，不数月间，吾辈遽恐隔置化外，岂不痛哉！以是反覆筹维，又不得不出于援鄂之策。盖鄂省存，则贼虽分窜来南，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分窜来南，长沙亦无独存之势，特少延数月耳。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

侍前所谓要务三端者：城内坚守，止须四千人；城外扎营，亦止须四千人，非谓四千遂足鏖战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贼兵合围，则战守皆有可恃，不必屯兵万馀，以待贼之至也。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如省城外内仅留兵勇八千，则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援鄂，望鸿裁与提军及司道诸公熟商。

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见极是。盖多则难精，即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营及新招之勇，并康、杨已回省之勇，与罗、李、邹将回省之勇，数项湘勇，严汰慎选，只须存四千人，斯为适用。盖信其可用者，惟罗罗山、王璞山、邹岳屏三营，久经训练，确有几分可靠。此外，则新集之卒，殊难深信，求老前辈传罗、王、邹三人到署，相与熟计。或留千馀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则面面俱到，尚觉妥叶；若璞山新募至一万，或少亦四五千之多，则无论不尽精锐，口粮亦断不能敷，器械亦断不能齐，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书与璞山，已将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严为简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两月后，无饷可发也。愚拙之见，动辄累纸渎陈，惟冀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