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宗翰决不会因为一次挫折而打退堂鼓，他亲率大军继续深入。在一场阻击战中，南宋将领阎中立战死，李景良临阵逃跑，另一名将领郭俊民倒戈降金。宗泽毫不客气地把逃跑的李景良抓起来，斩首示众。投降金兵的郭俊民也没好下场，宗翰派他与一名特使前往开封城，劝降宗泽。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宗泽对投降分子深恶痛绝，把郭俊民与金使一同杀了，把宗翰的劝降书撕个粉碎。

在开封外围战中，金兵的进展很不顺利。

金兵以将近两万人之众攻入滑州，宗泽部将张率部前往增援，此时他手中只有一两千人马，与敌人的兵力相比十分悬殊。张部下纷纷劝道，敌强我弱，应避其锋芒。张慨然道：“避敌偷生，我如何有面目见宗公呢？”于是率部驰援。宗泽得悉后，急遣部将王宣前往支援，但赶到时已为时太晚，张以寡击众，力战而死。王宣奋起武士之心，击败金兵，金人放弃滑州逃走。

此时的宗泽，已俨然成为南宋帝国的中流砥柱。在他坚强的防御下，开封城巍然屹立，宗翰、兀术只能望城兴叹，夹攻开封的计划也不了了之。

开封地处中原之心脏地带，因不能攻克此堡垒，金兵不敢越过开封城而继续南掠。在南宋军队各个战场大溃败的背景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宗泽保住了半壁江山。宗泽是继李纲之后，大宋抗金的一面旗帜，他的功绩绝不仅仅只是守住开封，遏制金人进攻，而且他还积极联络河东、河北的抗金义军，力图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抗金防御体系。

在宗泽领导开封保卫战的同时，河东、河北沦陷区活跃着许多抗金义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彦所领导的“八字军”。

王彦是建炎初年南宋名将，声望与业绩仅次于宗泽。王彦为人豪爽，精通兵法，年轻时曾参加过征讨西夏的战争。靖康之变发生后，在国家危急关头，王彦舍家为国，毅然投奔到河北招抚使张所麾下，被提拔为都统制。当时王彦帐下有一员裨将，这个人后来大放光芒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就是岳飞。

建炎元年（1127）九月，王彦率岳飞等十一名裨将及七千人马渡过黄河，一举收复新乡。在此役中，岳飞勇冠三军，斩将夺旗，抢下收复第一功。金人纠集数万人马，围攻王彦部。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重围下，王彦损失惨重，只得率部突围。当时岳飞年少气盛，对王彦老成持重的指挥风格不满，遂自领一军而去。

王彦突围后，转战数十里，收散亡卒伍七百余人，退守西山。这支人数不多却英勇非凡的部队，在王彦的领导下东山再起，军士们为表爱国之心，均在脸上刺上八个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绰号：八字军。王彦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他满腔热情，与士卒们同甘共苦。随着八字军声名远扬，队伍也不断扩大，发展到一万多人。同时在太行山一带的义兵十余万人，也都接受王彦的号令。

在南宋朝廷消极抗战、两河沦陷之际，王彦却在敌后站稳脚跟，开辟抗战根据地，他所控制的势力范围，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在金兵对南宋发动大规模南侵时，王彦在北方的抗金活动更加频繁。金兵之所以未敢深入南方，除了宗泽主持下的开封府如钉子般纹丝不动外，还有一个因素，便是以王彦“八字军”为首的义军对金兵的后方构成巨大的威胁。

金人试图剿灭王彦的“八字军”，多次召集诸部酋长商讨进剿事宜。然而诸部酋长纷纷表态说：“王都统砦坚如铁石，未易图也。”采取强攻手段，势必难以奏效。此时有酋长提议说，不如派出精锐骑兵袭扰义军的粮道，只要义军陷入无粮草的困境，自然可不攻而破。此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金国骑兵发起了一场经济制裁战。只是王彦早识破金人企图，多次设下伏兵大破金人，斩获甚众。

鉴于王彦的出色表现，东京留守宗泽任命他为“两河制置使”，联合河东、河北广大忠义民兵，共同抗金。

在开封府保卫战后，金兵统帅完颜宗翰对南宋的攻势告一段落，便集中力量对付沦陷区的抗金义师，使得王彦的处境更加艰难。宗泽担心王彦的孤军被金兵消灭，遂于建炎二年（1128）五月，令王彦放弃太行山根据地，退守滑州。王彦奉令率主力部队一万余人渡河南返，金国派出重兵尾随王彦，却不敢贸然出击。

宗泽强烈认识到，两河地区的抗金义师虽然人数颇多，可是得不到朝廷的援助，兵力分散且各自为战，最终难免被金人各个击破。作为东京留守，宗泽已经尽自己的能力支援两河抗金义师，可是他毕竟权力有限。在宗泽看来，最好的计策，莫过于宋高宗回到开封城，以开封“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战略地位，虎视中原、鹰扬牧野，以此作为收复两河的桥头堡，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有重要意义。